【前言】
陈叔通,1876年在杭州呱呱坠地,光看他出生的那年份,就知道他是个实实在在见证过时代大风大浪的人。
【共产党的诤友】
陈叔通26岁那年考上了举人,被安排到翰林院当编修,是个正七品的官。到了1904年,他跑到日本法政大学深造。学成回国后,他就在北京找了个差事干。
打从那时候起,陈叔通便一心扑在改革上,他特别反感缠足这种陋习,大力提倡女性要自由解放。他还忙着办学校,觉得教育非常重要。后来,他还加入了梁启超弄的“宪友会”。
之后,他投身于商务印书馆的工作,一路走来,经历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政的两个阶段。对于权力这东西,他压根儿就没抱啥希望,所以,当权者发出的所有邀请,他都一概回绝了,下定决心再也不涉足官场。
他把书房重新命名为“不为斋”,整天就待在里面,沉浸在自然美景和花草树木的世界里。他用诗歌来表达对国家大事和百姓困难的关心。
那段时间,陈叔通对梅花特别着迷,他说梅花品质最好,不怕冷,很有气节。由于这份喜爱,他收集了好多幅名家的梅花画作,总共有上百张呢。一到冬天,他就把书斋布置成赏梅的地方,还邀请几个朋友一起来,边赏梅边写诗。
九一八事变发生后,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三省。那时候,陈叔通已经61岁高龄了。到了这把年纪,亲眼看着自己国家的土地被分割,陈叔通心里头真是难过极了。
那时候的上海局势错综复杂,危险重重。好多敌人伪军都想方设法地逼迫诱惑陈叔通,但他坚决不接受任何官职。到最后,他干脆关起门来,不再见客。
1945年8月时候,日本终于认输了。陈叔通心里头那个高兴啊,毕竟抗战算是赢了。但转头一想,他对国民党那些做法实在没啥好印象。有人想拉他去当官,陈叔通呢,一概都不答应,理都不理。
没多久,一大堆国民党的大官们涌进了上海,觉得自己打了胜仗就了不起,到处耀武扬威,拼命往自己腰包里塞东西。这事儿让本来就心里不踏实的陈叔通,更是觉得恶心得不行。
最让他火大的是,中国人民好不容易熬过了14年的抗战,经历了无数的流离失所,心里头正盼着能过上和平安稳的日子呢。可这时候,国民党那些反动家伙,却硬是把一场全面的内战灾难给甩到了中国人民的身上。
实在没法再忍,陈叔通决定跟着共产党的脚步走,热心参与各种反对内战、争取民主的事儿。到了1947年5月4号那天,上海的学生们搞了些正义的行动,陈叔通立马站出来力挺,捐了好些衣服、粮食还有一些钱财物资。
五月底的时候,这批心怀祖国的学子不幸被国民党给抓了。陈叔通见状,二话不说,立马拉上张菊生、唐蔚芝等十位长辈,他们一起写信,一封接一封地往外发,就为了让那些被抓的学生能快点回家。
因为社会上大家议论纷纷,压力太大,政府没办法,只好把那些被抓的学生给放了。其实啊,这种事儿,现在在全国六十多个国民党管的地方都已经开始多起来了。
那年暑假期间,国民党政府偷偷给上海各大学校下令,炒掉了30多位思想先进的老师。陈叔通得知这事儿后,立马找张菊生商量怎么帮忙。
那时候,解放战争打得正火热,解放军开始全面发力,势头越来越猛。同时,在国民党管的地盘,爱国民主运动也火速蔓延开来,成了革命的另一个重要战场。
结果,那些支持民主和爱国的人士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肉中刺。到了1947年7月,国民党政府开始禁止这些民主人士搞政治活动,没多久,又直接宣布民主同盟是个不合法的组织。这样一来,白色恐怖的气氛就变得更浓重了。
许多革命战友和民主志士因形势所迫,只能秘密转入地下活动或是离开上海,但陈叔通毅然选择留下,持续努力营救那些被抓的学生,并且给予进步青年支持。
陈叔通的好哥们儿马叙伦去了香港后,他就经常写信给马叙伦,跟他说说上海那边的事儿。马叙伦呢,拿到信后,就会把这些情况转告给中国共产党。
陈叔通决定留下来,并且仍然很活跃地参与各种活动,但他的处境其实挺悬的。有那么一次,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让人给他带话,“我已经帮你摆脱过两次麻烦了,两次都从共产党的嫌疑名单里把你划掉了。要是你再这么搞下去,我可真就没办法了。”
陈叔通听完之后,轻轻一笑,很是淡定,他让来传话的人带回一句:“真的很感激你的好意,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,早点收手,别再错下去,往光明处走吧。”
1948年的时候,陈叔通给中国共产党要开的新政协会议出了不少好点子,这些点子也都被用上了。尽管他已经很卖力了,但陈叔通自己心里头还是觉得做得不够多。所以,当说到要选谁去参加新政协会议时,陈叔通只是谦虚地说自己没啥大本事,帮不上啥大忙。
1949年1月份,共产党那边催了好几次,陈叔通这才从上海动身,先到香港。待了一周之后,他就和柳亚子、叶圣陶、曹禺他们一起坐船往北边去了。
3月的时候,陈叔通抵达了北平,出席了欢迎中共中央领导人,包括毛泽东等,从西柏坡迁回北平的活动。在那期间,他还和毛泽东、周恩来两位领导人见了面。
没多久,上海迎来了解放,陈叔通回到了上海。他开始忙活着党的宣传工作,还牵头搞了个工商界的劳军组织。虽说已经73岁高龄,但他还是心系国家发展,不断给咱出主意、想办法。
新中国一建立,陈叔通就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,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头儿。
【毛泽东三登紫禁城】
1954年5月20号那天,毛主席在午门城楼上跟陈叔通见了个面。不过说实话,他老人家在5月17号、19号和20号这三天,都悄悄地上了紫禁城。这三次啊,他既没带警卫,也没官员跟着。
再者,毛泽东只是在紫禁城的外围城墙边散了散步,那三次他都没踏进宫里头。至于他为啥不进去,原因是他外出时不太乐意打扰到老百姓的平常日子。
要是自己在正常开门的时候进故宫,为了安全起见,那肯定会弄得满城都是守卫,大半个紫禁城都得戒严,这可不是毛泽东想看到的场面。因此,他选择绕着城墙走一圈,这样既不打扰游客参观,自己也能落得个自在。
为啥会选择来紫禁城呢?说起来,那年的1月到4月,咱们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好几场大火。说来也巧,那时候正好有个苏联的消防团队来咱们这儿访问,公安部长罗瑞卿就带着他们去故宫博物院逛了逛。
苏联的消防专家团队借此机会,给出了一些关于提升消防效能的看法,他们特别提到得强化故宫的防火措施,还有得更好地保护里面的文物。
后来,罗瑞卿把这些意见转达给了毛泽东。因为很在意紫禁城的防火问题,毛泽东做了个决定,他要亲自去紫禁城走一趟,按照消防警卫队员的巡查路线,把整个紫禁城绕一圈看看。
5月17号下午,毛主席拄着根拐杖,自个儿走上了神武门城楼。就带了罗瑞卿和故宫保卫科的科长韩炳文两个人,没其他人了。
毛主席看上去心情挺好,他站在高处,把整个紫禁城都瞧了个遍。走到东华门的城台上时,他还找了个小马扎坐下来,歇了一会儿。
毛泽东跟韩炳文聊了许多紫禁城里头的部门安排,还有那些巡逻的路子,并且着重说了,紫禁城的防火工作必须得做扎实了。
韩炳文以前在中南海警卫局工作过,跟毛泽东和罗瑞卿都挺熟的。所以,毛泽东还关心地询问了韩炳文个人的近况以及团队里的一些情况,还提醒大家得多学点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。
5月19号那天,毛主席去了午门城楼,看了历史博物馆摆出来的文物展览。这回,他瞧得特别专心、细致,对那些刚挖出来的北京猿人的牙、石头工具,还有动物骨头啥的,都特别感兴趣。
5月20号那天,毛主席最后一次踏进了紫禁城的大门。他和陈叔通找了个地儿就随便坐下了。陈叔通挺有兴趣地拿起毛主席的拐杖,仔细瞧了瞧。突然间,他挺有感触地对毛主席说道:
我是个历经三朝的老家伙,给清朝的皇上磕过头,瞅见过袁世凯,还跟蒋介石有过往来。他们一个个傲得不行,觉得自个儿了不起。可毛主席您就不一样,跟咱们老百姓特别亲近,没一点儿架子!
这个难得的瞬间,被眼疾手快的摄影师定格下来。没多久,这张照片就出现在了《人民画报》的页面上。说来也巧,这份报纸辗转千里,竟然漂到了美国一家华人开的餐馆里。正是这张报纸,帮钱学森一家解决了大麻烦,让他们摆脱了困境。
【解救钱学森】
1950年8月29号那天,钱学森在美国学成后,好不容易买到了回国的船票。他正满心欢喜地打算回家呢,结果却不知为啥被突然扣住了。
扣住钱学森的是美国FBI,但出来开记者招待会的是洛杉矶海关的人。他们对外头的说法是这样的,
在钱学森的行李里头,翻出了跟美国秘密技术有关的资料。美国联邦调查局之所以把钱学森扣下来,就是因为他们怀疑他想把这些机密悄悄带回国内。
其实,钱学森的行李很早就被洛杉矶海关检查过一遍了,里面啥违规的东西都没有,更别说啥“机密”文件了,这简直就是找个茬儿罢了。
实际的原因是,美国不让那些在美国学习过火箭、原子弹等武器设计技术的中国人,比如钱学森这样的人,离开他们的国土。特别是钱学森,这位被认为能力超群,一个人能顶得上五个师的科学家,美国是绝对不会轻易放他回中国的。
钱学森在特米那岛拘留所里,硬生生熬过了让人难受的15天。后来,亏了加州理工学院还有好多留学生帮忙,大家东拼西凑,终于集齐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,这才把他给保释出来。
钱学森虽然离开了拘留所,但他的日子还是过得不踏实,处处都有人盯着。他每个月都得跑去移民局报到,而且还得随时准备着,移民局一召唤就得立马到。
五年时间转瞬即逝,这五年里头,钱学森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回国这事儿,他的箱子一直锁着没动过。只要瞅准机会,他立马就会打包走人,回咱中国去。
1954年4月份,在日内瓦开的那个大会上,美国找了个英国的外交官来传个话,说他们想跟咱们中国找个新方式聊聊。到了6月5号,咱们中国的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就站了出来,直接跟美国就两边侨民的事儿开始谈判了。
美国那边交来了一份清单,上面列的是在美国出生的、现在中国的人,还有一些被中国扣下的美军人员。这些人大多是因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,按规矩被扣下的美国老百姓,或者是未经允许飞进中国领空、被中国抓起来的美军人员。
15号那天,王炳南出来说话了,他让美国放中国的在美人员和留学生回国,钱学森也在里头。但美国哪会那么轻易就让钱学森走啊。
到了7月21号,日内瓦那边的会开完了,可中美两边谈了这么久,还是没啥大进展。为了不让费了好大劲才搭上的中美对话线断了,周恩来就让王炳南赶紧行动,在7月22号安排个悄悄的领事级小会议。为了显示咱们中国的真心,还特意放了4个美国飞行员回去。
但美国并不买别人的账,在“钱学森”这事儿上,中美两边已经聊过好多次了,至少得有十次以上。每次美国那边都用中方没法证明钱学森是自己想回国来推脱。
就在事情走到绝境的时候,收到的一封信让整件事有了大转折。
1955年5月份,钱学森在一家中餐馆里,偶然间翻到了《人民画报》,上面登着毛泽东和陈叔通的合照。陈叔通啊,那可是钱学森老爸钱均夫的老朋友,还是同个地方出来的,现在他还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。钱学森琢磨着,要是能给陈叔通写封信,把自己的难处跟他说说,他应该能想到办法,帮自己一把,好回国去。
6月15号那天,钱学森和蒋英一块儿出了门,刚出门没多久,俩美国特工一眼瞅见钱学森,立马就跟上了。他俩走进一家咖啡馆,和平常一样,点了咖啡和小吃,然后就稳稳当当地坐着,明摆着是要在这儿待上好一阵子。
俩美国特工也点了咖啡,直接坐在了钱学森隔壁桌。没过多久,钱学森站起来,跟蒋英说他要去卫生间一趟。
那两个特工听见了钱学森说的话,所以等他转身迈步走了,他们就没再跟着。钱学森轻手轻脚地离开店铺,把写在烟盒纸上的信件,塞进了一封给家人的大信里,然后寄给了他住在比利时的四妹蒋华。
写给陈叔通的那封信,是用香烟盒的纸写的。在信里头,钱学森讲了自己在美国的实际情况,并且还拆穿了美国人编造的假话。
......美国人撒谎,说他们已经放回了所有愿意回国的中国学生,但这绝对不能相信。除了钱学森之外,还有好多同胞想回来却回不来。这些人要是想回国,美国人根本不会放他们走。我们盼解放盼了好久,心里急得跟火烧一样,生怕错过了这个大好时机。
蒋华瞅了一眼,立刻就明白了钱学森的用意,他二话不说,迅速地把那封信,还有钱学森夹在里面的一张1953年3月6号《纽约时报》上的特别报道剪报,一块儿打包寄回了国内。
陈叔通接到钱学森的来信,立马转手给了周恩来。周恩来迅速浏览了信里的内容,二话不说,立刻开始安排相关事宜。
这封信意义非凡,它直接证明了美国那边到现在还在阻挡咱们中国老百姓回家,这事儿板上钉钉!你谈判时,得拿这封信把他们编的瞎话给戳穿!
8月1号,中美大使一坐下来开聊,王炳南就先声夺人,跟美国大使说,中国政府已经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。“我就盼着,咱们政府这一步,能给会谈加点分,带来点好结果。”
当王炳南又一次聊到钱学森等中国科学家想要回国这事儿时,美国那边还是老样子,满嘴跑火车,一点没变。
副国务卿约翰逊再次提及旧话,“现在还没找到钱学森想要回国的确凿证据,我们不能硬逼一个能自己拿主意的人去做他不乐意的事。”
王炳南掏出了钱学森写来的信,
咱们一起来看看钱学森博士这封信里到底写了啥,他讲的跟你的想法可不一样哦。1954年4月,美国政府出了个通知,说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想走就走,想留就留。那问题来了,钱学森博士是中国的大科学家,为啥他6月份还要写信给中国政府,求着帮忙回国呢?很明显,他想回国这事,有人不让他如愿啊。
面对铁证如山,美国那边没法再耍赖了,只好点头让钱学森回中国。
9月17号那天,钱学森和他的导师冯·卡门说了再见,然后带着老婆孩子,坐上了回家的轮船。一路上不容易,但钱学森还是坚持回到了祖国。回来后,他还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大领导。
接着,钱学森被邀请去给北京的政协成员和人大代表做了个很棒的演讲,这场会议是由负责援助工作的陈叔通来主持的。
春节那会儿,为了好好谢谢陈叔通,钱学森拿出自己宝贝了好久的一幅郑板桥亲手画的梅竹花,送给了陈叔通。